津市西边林木葱翠的大同山，有一座基址宽敞、庙貌恢宏的古大同寺，此寺是九澧一带的名刹。乘车过澧水大桥往湘北公路驶出几华里，再转大同路三华里，便来到大同山脚下。抬眼望去，苍郁秀隽的环形山围着一个大山塘，水清如镜，草木馥郁，山鸟剪翅，啁啾欢唱，四周幽静、空旷，仿佛来到世外桃源。下车伊始，一行青石砌成的石阶映入眼帘，随石阶拾级而上，两旁古木参天，郁郁葱葱，老松遒劲，桧析挺拔，繁枝遮天蔽日，灌木铺青叠翠，芬芳入鼻，生机盎然，不禁使你大口呼吸这山林清新空气，一吐闹市污浊之气。
　　沿石阶登上半山，气势恢宏的寺门就展现在眼前。跨进寺门，便是过殿。过殿斗拱飞檐，雕梁画栋，四大金刚雕嘴鱼腮，鼓眼暴睛，盔甲闪亮，兵器在握，好一派凶恶之气。唯有韦陀手执金钢杵，甲胄鲜亮，面容英俊，似童子貌，以表其心纯洁。相传魔王夺如来佛之舍利子出逃，是韦陀将军杀死魔王，将舍利子追回，因此，韦陀又叫护法神，专门驱妖逐邪。过殿一进三间，两侧设有厢房，供和尚住宿用。走出过殿，便是一方天井，天井内设有假山水池，花木扶疏，一片芳香。天井两旁是膳房，供和尚用膳。走过天井，便来到大雄宝殿。只见飞檐点金，画梁耀目，四根大柱立在殿中，一派雄壮之气。殿柱后帏幔重叠，五色斑谰，中立巨大如来佛祖像，慈眉善目，金光闪闪。两厢有钟楼、鼓楼。钟楼巍然屹立，木楼精致，沿梯而上，顶楼处有硕大铜钟，一根木柱吊在空中作撞钟用。鼓楼高耸挺拔。古刹里每日晨钟暮鼓，诵经吟唱，一派兴旺之气。
　　古大同寺从唐懿宗咸通年就开始修建，当时是做道场的寺庙。到了清光绪年又重修此寺。碑上记载：“广澄济祖开大同为九祖道场，直指人心同归于一。”“同归于一”就是大同，此为古大同寺名之来历。广澄又名广澄子，相传是黄帝轩辕时人，隐居崆峒山石室中。一日，黄帝出外求贤，来至山中，见广澄子便问，广澄子就给黄帝传道。从古大同的教派来看应属道家，可为何大同寺内又供韦陀、如来等佛家神灵呢？这个话题十分复杂，它牵涉到中国几千年的儒、道、释三教相融互补。中国的道教以元始天尊、太上老君为教祖，为东汉张道陵所创，晋后又称张道陵为张天师。《中国道教史》载：“即如道教，其义理本之道家，而其信仰，实由古之巫祝而来。”因古大同寺所在地乃古楚之地。《国语·楚语下》载：“及少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所以，在“家为巫史”之地建起的寺庙，不可不融进巫文化。据南朝梁人刘勰《灭惑论》载：“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张陵就是张道陵，是天师道的创始人。相传张道陵是一儒生，东汉顺帝时，他生在巫觋盛行的巴蜀，奉老子《五千丈》为经典，创“五斗米教。”既然道教的始祖是巫教，那么佛教为何能进古大同寺呢？这要从汉明帝永平年佛教传入中国说起。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巫傩文化渗透，佛教也打上了巫傩文化的烙印。滩人宗懔作有《荆楚岁时记》载：“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金刚力士逐疫，沐浴转除罪障。”还有《崇川竹枝词》载：“不知春草生多少，腰鼓声闻五百弓，细腰娘子大头僧，盲叟逐队跛足翁。”这里史料记载“击细腰鼓”者是扮巫傩的妇人，“戴胡公头及金刚力士”是巫傩扮的和尚。因此，《崇川竹枝词》说的“大头僧”便是佛教和尚。
　　既然从南朝北起，巫教就融入了佛教，那么唐懿宗咸通年始建的津市古大同寺，出现巫、道、佛的综合形态，就不奇怪了，自以后若干年至古大同寺求神的善男信女，与其说是求道、求佛，不如说是求傩神，因为九澧一带所有寺观的神灵都衍化成傩神，一切以“还傩愿”的形式驱妖逐鬼，保佑百姓清吉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