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远辉
　　 1983年常德德山夕阳坡二号楚墓中出土了一件设计精巧、造型奇特的漆琴。窄琴面两侧及两端均有边栏，形成箱体，是为共鸣箱。共鸣箱上面中部有一横梁，横梁上有七道与横梁垂直的等距离擦痕，应是琴弦摩擦所致。两端有虎头形足座，虎头下装有一高一低两组支足，低足在外，高足在内；低足以榫铆固定在虎头座上，高足则为收放自如的活动足。琴背中间装有一可以提携的把手（如图）。
　　 杨启乾先生等撰文（下称“杨文”）称此器为“几形器”。文中说：“此器高矮大小形制以及具有固定与活动两套支足，与战国墓葬中出土的凭几多有相似之处。其上部空敞可能为铺垫绨锦，用绳固定后作搁手之用。而且凭几是古代达官显贵，士大夫置于座侧、车上携带身边常用之物，一般装饰非常华丽高雅。这些特点此器均已具备，故定名几形器。此器形制独特，甚为罕见。”①这段话不无矛盾。前面说“与战国墓葬中出土的凭几多有相似之处”，继后又说“此器形制独特，甚为罕见”，不知道如何能使“多有”和“罕见”做到矛盾地统一。再次，“这些特点此器均已具备，故定名几形器”一句，既然特点均已具备，为什么不径称“几”，而给予一个不确定的名称“几形器”呢？再说，“特点”是什么？是“可能为铺垫绨锦”吗？是“古代达官显贵，士大夫置于座侧、车上携带身边常用之物”吗？如果杨文真正以“几形器”这一名物来定义该器，我们也无可非议，然而杨文却实实在在地将该器定位于“凭几”。我们认为，该器与“凭几”作为舒坦闲适的凭籍的功能相悖。
　　几的用途主要有两种，一种为置文书什物的“庋物”之几（《释名·释床帐》），这种几一般面板较宽；另一种为供倚伏休息的“凭几”（《尚书·顾命》：“相被冕服凭玉几”），这种几面板较窄。无论庋物之几还是凭几，其面板都是一块平板，有的几两端或有装饰性的卷耳，但绝不见两侧有立板的几。而几的正中架一两端伸出面板的横梁更是自我作践。杨文对立板硌胳膊肘的问题作了解释，说里面可能铺垫绨锦。“绨锦”之说有典可据，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几。……公候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橐以凭之，不得加绨锦。”我们姑且承认汉制适用于楚制，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与“绨锦”相关的两个关键词“天子”、“玉几”，也就是说，“绨锦”只限于天子的玉几。即使将“绨锦”换成“细罽”也说不过去，因为两者均只在冬季才加上。就算可延续加到春季，那么夏、秋两季这件“几形器”就任其硌胳膊肘或者闲置不用？这无论如何不能自圆其说。杨文没有引述这一出典，也有规避不利因素，断章取义之嫌。此其一。其二，关于横梁的设置以及横梁上的擦痕与凭几的使用功能有何契合点，杨文避而未及。“凭几”的功能主要是抚伏休息，为“尊者所凭以养安也”（《礼记·曲礼上》陈澔注）。《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宿于昼……隐几而卧。”这件“几形器”两侧立板已不舒坦，又于正中加一横梁，如何能“卧”，又如何“养安”?横梁上的七道擦痕与凭几更不靠谱。
　　 该器的共鸣箱、弦痕符合琴的基本要素，便携装置符合其流动演奏、随用随藏的功能需求。至于杨文说：“有人根据器面横梁上有七道均匀的摩擦弦纹痕推测，此器似为一件可以随身携带，收放自如的七弦琴。然器面空敞，不见共鸣箱和系弦装置，难以定论为琴。”杨文“难以定论为琴”的三条理由至少前两条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器面空敞”，大概认为上面没有封箱。众所周知，使乐器产生共鸣效果的封箱材料主要为薄板或兽皮，这些东西在地下历两千余年多已腐烂，我们为何还要强求其存在？“不见共鸣箱”实际上是基于“器面空敞”的认识。至于系弦装置我们确实不能从线图和照片上获得，但杨文明白告诉我们：“夕阳坡漆几由于出土时已损坏十分严重，部件不全，无法恢复原貌。”文末注释又强调说：“此漆器出土时部件全脱榫，散落在木椁边箱中，经清理后用橡胶泥固定，方拍出黑白照片，绘制出线图和彩色复原图。”杨先生是此器物出土的见证人之一，也是出土后进行保护性处理的主要参与者，他的话不容置疑。既然“部件不全，无法恢复原貌”，见与不见或者说有与没有系弦装置谁又说得清？再说，杨文自身也承认横梁上的擦痕为“弦纹痕”，既然有弦，又怎会没有系弦装置？时至今日，这件漆琴的残渣都已不存，可见，杨文所说“损坏十分严重”不谬。

注释：
①杨启乾、李文涓：《常德楚墓出土的两件战国漆器考》，《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四集，岳麓书社，2007年。

2017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