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在学术和政经界都是一个热门话题，关涉这方面的研究如汗牛充栋。但是，若要问湖湘文化的源头在哪？湖湘文化有哪些物质遗存？则并没有人说得很清楚。很多人在谈论湖湘文化时，往往会推及楚汉时期的屈原、贾谊。不错，屈贾首开了湖湘之人文先河，从此在文献上湖南才有真正的历史可考。不过，即便如此，引为骄傲的湖湘文化也只能回溯到楚汉，再往前，则是一片混沌，进入史书上所说的化外洪荒。
　　然而，学术界已经利用一套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方法，不仅揭示了湖南地区楚汉之前曾经存在过一个辉煌的炭河里商周青铜古国，还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追溯，找到了远比炭河里文明古老的史前文明。同时通过这个办法，建立起了自五十万年以来湖南地区的历史文化编年，这个方法就是科学的田野考古学。
　　因而，探索湖湘文化的源头不能止步于楚汉，需要越过这段历史，进入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远古的湖南的确留下了灿烂的文明，只是到了楚汉之前就已经消失了，成为失落的文明。因为考古，这种失落的文明才会被重新拾起；也因考古，才知晓这些文明或者文明的因素会以某种实物形态存留在湖湘文化的基因之中。所以，探索远古湖南的物质文化，是为湖湘文化找到了根。
　　盘点湖湘文化的谱系时，学界无不惊人地发现，所有远古文化的源头，最后都可以追溯到澧阳平原，因而，它才是湖湘文化的大本营和湖湘文明之源。
　　学者们还发现，澧阳平原在史前的影响还远不局限于湖南，这个地区的文化还对整个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若将视野再放大一些，去探索中国南方早期文化的渊源，探索包括历史文献所描述的南方三苗和百越民族的源流，只要把考古的事实结合起来，一系列的证据也都指向了澧阳平原。
　　澧阳平原，一块自五十万年以来就生生不息的土地，其古代文化遗址分布之密集，种类之齐全，文化演变之连续，生态之多样，在湖南乃至中国，都是极为罕见的。
　　二
　　澧阳平原位于湖南省洞庭湖西北岸的澧水中下游地区，地处武陵山脉的东北边缘，行政区域涉及当今澧县大部和临澧县一部分，也包括津市和石门县的少部分地区。地理坐标在29°37′—29°47′、东径111°27′—111°55′之间。澧阳平原西、南、北三面环山，南临澧水，东向洞庭湖敞开。东西长约45—50千米、南北宽约10—15千米，面积近700平方千米。澧阳平原受地质运动及风、水动力的多重影响，成为冲积和沉积平原。晚更新世后期为洞庭拗陷盆地内浅水湖泊与河流交替的沉积环境，距今1.8万年前后的末次盛冰期，河流溯源侵蚀，成为网状切割平原。
　　这就是澧阳平原的地理背景，一个背靠大山，面朝大泽的山前平原，湖沼发育、河流众多。这样的地理特征在湖南仅此一处，别无分店。地理特征的多样性注定了其生态环境的多样性，这对于早期人类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澧阳平原这种生态多样性为远古湖南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宜居之所。这里最早的人类遗存，要从距今约五十万年的津市虎爪山文化说起。虎爪山文化是湖南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根据这个文化的物质遗存，大抵知道当时的人们使用石头打制的工具从事狩猎活动，同时也用石器来砍伐和作为日常加工工具。狩猎和采集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经济形态，他们的社会组织还被称为游团，没有固定居所，在平原上游荡，即使有临时的居所也很简单，平原附近山中的天然洞穴或者岩厦使他们得以熬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季。
　　这个时代是漫长的，其发展也是缓慢的，打制和使用粗糙的石器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随着岁月的变迁，打制石器的水平有了改进，从石器形态上可以看出有了较为复杂的石器加工技术。因不同的加工技术和石器特点，学术界将这个漫长的时代划分出几个前后相续的文化阶段。分别是：虎爪山文化—鸡公垱文化—乌鸦山文化—十里岗文化。这些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石器加工技术趋于进步，能够打制更加精巧实用的工具，石器也更加小型化。这些特征在反映石器加工技术提高的同时，也暗示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生存模式发生了变化。小巧而精致的石器显然是为了特殊的需要而出现的。伴随着末次冰期最后期的到来，到了距今16000年左右，澧阳平原最后一支旧石器文化—十里岗文化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拐点。
　　十里岗文化出现一批较精致的细小石器，在学术上称为以“黑色燧石器为代表的细小石器工业”。该文化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环境由冰期最盛期向消冰期转变，意味着气温有了缓慢回升；由末次冰期所造成的气候剧变导致平原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伴随着环境的变化，人类的生存模式经由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新的特点，这些特点中最明显的变化是采集狩猎经济向原始农业经济的转变，人类的活动从游团走向定居。定居以后，人们过上了稳定的生活，从而导致了人口的增加，人口的增加又对发展事物生产提出了需求，因而早期农业的出现成为必要。定居—人口—农业，这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互为表里，相互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石器时代发生了。
　　三
　　新石器时代被某些考古学家称为“新石器革命”意思是说这个变化是极其剧烈的，是对旧石器时代的彻底颠覆。农业、制陶、磨制石器等原来被称为新石器革命的代表性因素。就澧阳平原而言，陶器、农业或许能够成为衡量新石器出现的标尺，但磨制石器则不那么重要。实际情况是，打制石器一直是澧阳平原的传统，细小的打制石器在新石器时代前期始终是最主要的石器形态。
　　澧阳平原的新石器时代可以追溯到至少距今13000年以前，在澧县一个叫宋家岗的地方，曾经发现了陶片，这种陶片的形态相当古老，经过碳十四测年，为距今13000年前烧制，与陶片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细小的打制石器。在临澧县的华垱也发现了类似的陶片，测年也同样古老。目前对于这个阶段的考古工作还未正式展开，因而未能对该时期的文化状况作更多了解。
　　继之而来的新石器文化是彭头山文化，该文化的上限为距今10000年，下限为距今7800年，这个文化是湖南已经正式命名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彭头山文化的两处重要聚落遗址——彭头山与八十垱都经过正式发掘。彭头山文化时期，人类已经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生活，人们在河流附近的岗地上营建房子，房子都很简陋，多为圆形，显然属于窝棚之类。但是，这毕竟是人类最早定居的证据，这种稳定的定居带给了人们生活的显著变化：首先是大家不必再季节性地迁徙了，而是有了固定的住所；其次是这种定居需要有相应的经济形态来适应，食物的存储成为必要，食物的存储对食物采集和粮食生产提出了要求，因而客观上刺激了农业的生产。如此一来，人口增值显然不可逆转，大量的人口存在势必带来社会关系的复杂，新的社会关系的强化又需要有一套相应的原则和规范。同时，人口增值也导致对资源的整合和土地利用提出了新的要求。经营聚落、规划空间布局也必须纳入正常的工作日程。这些特点，在彭头山文化中都被一一发现。八十垱遗址发现了早期的环壕，这种环壕乃是由人工开挖，在壕的内侧还有一道土垣，它与自然河道相贯通，这种垣壕起到护卫的作用，是聚落稳定持续发展的保障。它也首开了中国史前垣壕之先河，并为城池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八十垱的壕沟和河道里还发现了大量的水稻，这些水稻具有栽培稻的基本特点，但还具有野生稻的某些习性，说明水稻的驯化应该是在此前的一个时期开始的。水稻作为一种食物，在彭头山文化中显然占了很重要的地位，除此之外，人们还采集了其他食物作为补充，当时是否已经出现菜、饭分类或主食、副食分类，则还无法测定，但从发现的食物遗存来看，食物结构的多样性显然已经出现。为了饮煮和盛放食物，大量的陶器出现了。
　　彭头山文化晚期有一次强力扩张，势力范围已经占有了整个洞庭湖地区，不仅如此，彭头山文化还大力北上，前锋直指江汉，并在鄂西和汉北地区深深扎下了根。因而，彭头山文化奠定了早期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的基础。
　　彭头山文化之后，澧阳平原新石器文化获得了稳定持续地发展，继彭头山文化而来的是皂市下层文化，该文化的存在年代为距今7800年至距今7000年，这个时期，澧阳平原聚落的数量增多了，聚落的面积扩大了，生产力的水平也有了提高。继彭头山文化的势头，皂市下层文化也不断向外扩张，并成功影响到了长江下游，浙江浦阳桥流域的跨湖桥遗存，就是皂市下层文化东渐的证据。这样的发展持续了800年，到距今7000年时，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汤家岗文化出现了。
　　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的一个特定概念，与一般的文化称谓有较大差异，特指存在于一定时间、一定空间，具有某种共同特征性的一群实物遗存，这些实物遗存在多个地点反复共存，因而考古学将它们界定为一个“文化”。汤家岗文化就是这样一群实物在不同地点反复共存，其鲜明特征就是印纹白陶。这种印纹白陶以圈足盘、豆为代表，类似的器物还有锥刺纹、戳印纹的陶碗、陶釜等。汤家岗文化并非澧阳平原原有文化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皂市下层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沅水中游高庙文化（这个文化以发达的白陶、神秘的宗教而著称）的强烈影响而出现的。汤家岗文化一经出现，就显示出强大的活力，澧阳平原的聚落获得快速发展，丁家岗、三元宫、划城岗等一系列遗址面积庞大，建筑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还发现了不少表现宗教的遗物，比如在丁家岗就发现了大量的祭祀坑。同其先前的文化一样，汤家岗文化也具有相当强的辐射力，印纹白陶作为汤家岗文化一种标志性器物，传播到了长江下游的江浙、陕西的汉中、岭南的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白陶传播现象的背后，则有着深层的社会—经济原因。究其原因，稻作农业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稻作农业一旦成为成熟的经济形态，则会显示出强大的扩张力，因为稻米可以在单位面积上获得比任何南方植物性食物更多的产量，从而可以养活庞大的人口。而缓解人口激增的压力所需要采取的措施，除了进一步提高农业产量外，还有就是大量地移民。农业民族的移民势必带去原有的传统，包括日常使用的一些器具。这时，最具象征意义的东西往往会成为人们最需要珍藏的记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陶以及与此相关的陶豆、盘、碗、罐、釜、石斧等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随着稻米民族的传播而得到扩散。岭南的史前文化源自澧阳平原，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不过，传播的过程以及路线并没有终止，这个源于澧阳平原的族群与文化，不仅翻越南岭，而且还漂移到了海上，如今遍及印度—太平洋上的南岛语族的最终源头，就极有可能在澧阳平原。
　　继汤家岗文化而来的是大溪文化，大溪文化的上限距今6300年。正如上述，澧阳平原自彭头山文化以来，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积累，终于成就了一个辉煌时代的到来，城头山大溪文化史前古城在距今6300年前横空出世。这座城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史前古城，这座城池的出现，是中华大地上一道醒目的人文景观，是人类第一次在大自然的原野上立起的丰碑，极大地加速了中国史前文化的进程。城头山古城面积达8万平方米，城内有高耸的祭坛，祭坛旁有用于牺牲的大量祭祀坑，坑内还保存了不少动物骨骸。祭坛之上，有不少圆形坑，坑内埋设石头。祭坛上还埋有墓葬，墓葬的主人，当然是地位最高的神职人员。在祭坛的边缘，有大量的草木灰，显然是焚烧所致。祭坛、祭祀坑、草灰等揭示的是一套完整的祭祀程序。《礼记·祭法》有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这个祭坛是整个古城的宗教祭祀场所。除了这些，城内还发现了大量的建筑，用木骨泥墙和茅草建成的房子在城内密集分布。城内还有专门的窑场；城外则有开阔的稻田耕作区，壕沟与古河道中还发现了船桨遗迹。这样一座史前古城，基本具备了一个早期复杂社会所需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孕育出相当复杂的政治系统。虽然还无法对这个政治系统作准确定位，但是，距今6300年前的城头山，已经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复杂社会确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仅是澧阳平原的荣光，更是中华文化的荣光。
　　城头山古城发展了大约一千年，即距今6300—5300年，一座城池的千年究竟沉淀了多少文明的果实，又掩埋了多少鲜活的历史，如今在澧阳平原那座孤城的废墟地下，只有一些供人凭吊的遗迹。千年巨变，沧海桑田，城头山渐渐落伍了。距今5300年前，在城头山的东边，距离十多公里的地方，一座新城悄然出现，它的名字叫鸡叫城。鸡叫城的城墙宽达四十米，现在残存的高度最高处也在10米以上，护城河环绕城墙，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城内几乎布满了建筑，建筑物的体量庞大，堆积的生活遗物巨厚。在它的周围，密集分布着数十处居民点，形成了一个超级城壕聚落集群。这个聚落集群有着严密的分工，形成了城内生活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城外居民点、农业耕作片区等特色区域。城外排列有致的平行沟渠显然是人工开挖的灌溉水渠，这些水渠将耕作区划分出相当独立的空间，通过护城河与古河道，水渠的水又可以循环使用，并最终排入自然河流，进而形成发达的史前水运系统。那个时期的鸡叫城应该是农业高度发达、商贾往来络绎不绝，俨然是湖南的文化和经济中心。
　　鸡叫城的繁荣维持了数百年，距今4000年以后突然衰落，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鸡叫城的衰落。不过，从澧阳平原的史前文化进程来看，在经过了不少于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高度发达之后，这里的喧闹与繁华要归于沉寂了。历史大幕已经在其他的地方重启，这便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的出现，也是包括长江、黄河、西辽河为主体的东方大地中国化和华夏化的历史进程，在这样的社会剧变中。舞台的中心在中原，王朝文明率先在这里盛开灿烂之花。
　　六千年的前仆后继，六千年的奔涌扩张，澧阳平原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距今3800年左右，澧阳平原的史前社会终结。
　　四
　　曾经辉煌的澧阳平原在夏商时期一度被冷落，不过，与湖南其他区域相比，这里依然是最进步和最前沿的，皂市、文家山、宝宁桥、斑竹等一系列遗存是这个时期重要的考古学物证，显示出仍然有相当稠密的人群在此居住。这些文化，是本土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个本土文化，仍然可以追溯到史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也以此为节点继续向南传播，因而，夏商时期的三湘四水，也不同程度地烙下了澧阳平原的印迹。
　　商代末期，湘江流域成为中原商周文化传播的主要通道，西周早期这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青铜文明—宁乡炭河里古国。
　　澧阳平原再次勃发生机，是东周楚文化南渐以后的事了。战国末期，屈原在此留下了“望涔阳兮极浦”（九歌·湘君）；“沅有芷兮澧有兰；遗余褋兮澧浦”（九歌·湘夫人）的诗句，一直成为后人站在澧水之滨，发思古之悠情的心灵鸡汤。